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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一項關于氣候和發展融資的新的全球協議

世界資源研究所執行董事，倫敦大學學院政策實驗室名譽教授莫扎姆·馬利克

評論：由聯合國領導的更有效的框架可能涉及具有約束力的融資目標、新興經濟體的作用和資金整合。

2024年5月29日，肯尼亞卡賈多縣納薩魯-奧洛索自然保護區附近，納辛亞·奧莫姆婦女小組的成員從蜂箱中采集蜂蜜后在處理蜂巢（照片：路透社/莫妮卡·萬吉）。該婦女小組來自馬賽游牧社區，她們放棄了傳統的游牧生活，轉而從事養蜂業，以應對氣候變化。

在11月將于巴庫舉行的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上，世界各國將齊聚一堂，就氣候融資的新目標達成一致。鑒于創紀錄的氣溫和熱浪、洪水和干旱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嚴重破壞，這一風險是巨大的。 

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后果，支持更廣泛的人類發展，亟須投資。但國際金融體系正在努力應對。現在是就國際氣候和發展融資的新框架達成一致的時候了嗎？在巴西的領導下，G20峰會以及9月在紐約聯合國舉行的國際領導人會議能否為COP29奠定基礎？ 

大約54年前，即1970年，全世界齊聚聯合國，為富國制定支持窮國的目標。他們承諾將國民收入的0.7%作為“官方發展援助”（ODA），以改善經濟成果和減少貧困。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上，世界各國領導人再次齊聚一堂，承諾到2020年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為氣候行動提供資金。他們表示，氣候行動資金將是“新的和額外的”發展融資。  

從那時起，除了少數歐洲國家外，富裕國家都未能實現0.7%的目標。2022年，官方發展援助達到2110億美元的峰值，占經合組織國民總收入的0.37%。其中近15%用于資助經合組織國家本身的難民相關費用。氣候承諾在2022年兌現，晚了兩年。如果官方發展援助水平沒有上升，那么被歸類為氣候相關的官方發展援助的33%就不能合理地稱為“額外”。 

在實踐中，保持氣候融資與發展融資之間的這種區別被證明是困難的。例如，在城市景觀中植樹是一項氣候投資，因為它可以吸收排放，又是一項健康投資，因為它可以降低街道溫度，還是生物多樣性投資，因為它為野生動物創造了棲息地。 

應對這些區別的挑戰意味著很難跟蹤承諾或確保對所作出的承諾進行有意義的問責。它使許多國家在對地球和人民的投資之間做出錯誤的權衡。 

  數萬億美元的需求

然而，絕對清楚的是，對較貧窮國家的融資需要大幅增加。盡管近幾十年來取得了進展，但發展需求仍然很大，疫情期間出現了重大挫折。G20氣候融資高級別專家組估計，到2030年，發展、氣候和自然每年將需要5.4萬億美元。其中，僅氣候和自然領域每年就需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萬億美元的外部融資，其中大約一半需要來自國際公共資金。 

需要國際公共財政——包括來自富國的新援助和額外援助資金——為最貧窮和負債最重的國家提供優惠資源。需要錨定國際金融機構的資本增長，這些機構可以至少利用這一杠桿率十倍，部分是通過從私人資本市場借款。這些機構與其他開發性金融機構和強有力的政策環境一起，無論是通過降低風險還是幫助開拓投資渠道，都是吸引私人貸款人和投資者的關鍵。 

除了額外的資金外，較貧窮的國家還需要能夠更好地滿足其需求的資金。近年來，無休止的峰會周期催生了數十項倡議。格局是分散的，僅在氣候領域就有 80 多個基金或工具。窮國越來越難以駕馭這一點。迫切需要在2000年代商定的援助實效原則的基礎上，暫停發放新資金，并商定所有外部資金的原則和協調機制。 

  0.7%的承諾還有約束力嗎？

綜合這些因素，現在是不是應該放棄上個世紀為解決上個世紀的問題而制定的官方發展援助自愿框架？各國現在能否走到一起，就官方氣候和發展援助的新框架達成一致，并承諾富裕國家最終在2030年之前實現0.7%的國民收入承諾？  

在聯合國框架下談判達成的這一目標將使援助資金流增加一倍。這筆資金將錨定縮小資金缺口所需的多邊、公共和私人投資。談判進程還可以引入像中國這樣已經提供大量資金的新興國家；可以澄清氣候和其他發展支出監測的定義，并將監測氣候和其他發展支出的安排從經合組織轉移到聯合國，以改善問責制；可以開始整合各種工具，使其更能滿足窮國的需要。 

隨著世界各地的公共財政面臨壓力，許多人會說這根本負擔不起。但國際民意調查顯示，人們愿意貢獻其收入的1%來應對氣候變化。政客們有勇氣吸引選民嗎？在聯合國的G20峰會上，在巴庫會議前后，他們是否有遠見卓識進行國際合作，以達成一項既能實現發展又能實現氣候正義的新協議？ 

文本于2024年7月18日發布于氣候之家新聞網站，由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進行翻譯。